1989年苏联解体与柏林墙倒塌，宣告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正式结束。从此，世界进入以美国全球霸权为基本标志的后冷战时代。时至今日，尽管并未发生像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那样的颠覆性大事件，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全球霸权之根基正在经受内外各种因素越来越严峻的冲击，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或将面临新的震荡。自去年后半年以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等多家智库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展开相关研究。其中，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分析认为，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世界正在进入“后后冷战时代”。

如果仅仅将后冷战时代终结看作美国的衰落与不幸，那就大错特错了。“地球村”实在太小，任何地缘政治板块的沉降摩擦，都可能引发“地震”或“海啸”，进而殃及“池鱼”。更何况，在当前及可预见未来，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绝不会轻易将经营多年的全球利益拱手相让，更不会轻易放弃多年来对其广大盟友(包括台湾地区)做出的安全承诺。再考虑其它复杂的国际因素，未来世界注定将更加充满凶险。为此，本文在参考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后冷战时代终结的成因、走向及其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四大根基发生动摇

如上所述，后冷战时代的根本标志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毋庸置疑的军事、政治霸权。究其实质，该霸权主要建立在四大根基之上——即强大的军事霸权、强大的盟友体系、强大的国内意志、强大的道义力量。然而，目前来看，由于种种因素的冲击，四大根基均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动摇：

(1)国防经费不足，军事霸权维持乏力。作为一个奉行实力至上的国家，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全球霸权首先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美国的国防开支长期维持在世界各国总国防开支的35-45%。美国不仅在东亚、欧洲等战略要地驻有大量军队，而且拥有强大的制空、制海、指挥控制与战略投送能力，控制着全球公域几乎所有海上要道与经济命脉。1991年“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美军以空前的快节奏和小伤亡比压倒性地击败萨达姆率领的号称“中东第一、世界第四”的伊拉克军队，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在全球绝对的军事统治力。然而，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美国的国防投入出现大幅下滑。2010年，当美军还未完全撤离阿富汗、伊拉克战场时，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达7680亿美元;而到2015年，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只有5950亿美元，大约缩水1/4。据称，“此次国防减支速度比朝鲜战争以来其它任何一次战后国防减支都快。”

国防预算削减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些重要的现代化投资受到很大影响。近期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证实，尽管“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初衷是促成有助于应对其它重大军事挑战的能力与作战概念，但以当前的资金投入看，是很难完全实现的。2016年，主管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曾无奈地指出，“我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我们没有足够的美元作支撑”。1同时，美军战备状态也出现“告警”，像极了越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空心部队”。其中，“受伤”最严重的是陆军——按照美国防部计划，美国陆军总人数到2018年将减少至45万人，比“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还要少3万多人。空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近期一份报告称，“当前美国空军的规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小的。”如果再考虑中俄等复兴大国在军事领域取得的日新月异的成就、日益棘手的朝核问题以及诸如“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之类的溃疡式低端威胁，美国相对军事优势面临的挑战就更加捉襟见肘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勒上将曾焦虑地指出，“当前美国陆军常规部队仅有1/3旅战斗队能够应对高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作为当前美军战备状态的写照，同时也是当前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中东问题上面临窘境的根本原因。

(2)盟友能力下降，能够获得的助力减少。除自身实力强劲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盟友体系(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日同盟、美澳同盟、美韩同盟、美新同盟等)是美国称霸全球的重要依托。按照盟约，这些盟友不仅为美国提供重要的军事基地、为美驻军分担巨额军费开支，而且还将自身军事力量“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与美军共进退，共同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1994年，美国在欧洲与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占全球所有国家GDP之和约47%，军事开支之和占全球所有国家军事开支总和约35%。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由于人口规模有限、经济增长乏力，再加上庞大的社会开支(包括福利、养老保险、政府开支等)，美国盟友的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均经历断崖式下滑。到2015年，前两个比值分别下降至39%和25%。2

相应地，英国海军军力规模削减至原来的一半，潜艇只有原来的1/3，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地面突击飞机中队的总量从16支减少至7支，其它部队也遭遇类似的削减。3德国曾拥有欧洲最大的陆上力量，而目前德国陆军总规模从1997年的24万人下降至今天的63450人，空军战斗机中队与地面突击飞机中队的总数从16个下降至8个，武器装备与战备水平出现很大“欠账”。至于法国，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1997-2015年间，法国陆军总规模从22万人下降至11.5万人，海军舰艇从原来42艘主战水面舰艇骤减至23艘。4这些能力下降在具体军事行动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例如，欧洲盟友在利比亚战争、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方面的贡献度明显式微，同时保卫本国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也在相对减弱。2016年初，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曾挖苦地称，“美国的盟友在整个联合军事行动中的贡献率非常低下，像是仅仅象征性地出现一下。”特朗普总统更是多次贬称北约及美国的其它盟友关系为“老旧的破车”。

(3)孤立主义抬头，国内意志凝聚力下降。“内因决定外因”，领导世界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国内统一而坚定的意志。然而，自立国以来，美国国内始终存在一种孤立主义势力。特别是在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艰难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深重。据调查，2013年，约52%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操心本国的事务，而不是多管闲事。”5这种思潮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时不时被放大。有人声称，“我们的国家建立在自己国家的基础之上，而非海外。”有人指出，“战争和介入海外的时代应当翻篇了”。甚至有人警告道，“美国与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做得太少了，而是做得太多了。”

近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集中体现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前后。选举期间，美国国内弥漫着大量对全球化及其副产品抱怨的情绪和言论。他们批评道，“国际贸易是导致工人失业、国内经济不安全的主要因素”，“美国盟友是美国的寄生虫”，“其它国家走向富裕是以华盛顿的巨大付出为代价的”。特朗普上台后，无论是决绝地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是不惜重金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上修筑隔离墙，抑或是签署号召“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令，都可看作新时期美国孤立主义的突出表现。从根本上讲，特朗普就是要改变“美国应当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支撑现有国际体系”的传统观念。在许多美国国际主义者看来，当前美国国内浓厚的孤立主义情绪已经成为美国继续放眼天下、领导世界的主要内在挑战。

(4)失道寡助，国际上陷入信任危机。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说明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认识到道义对于领导力的重要性。相比而言，崇信肌肉与力量美的欧美人对此认识并不深刻。例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等美国智库在讨论美国全球霸权衰落时，并不没有提及这个因素。然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在长久的冷战对峙中最终胜出，与其抢占道义制高点有很大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民主制度(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是最好的国家制度，并极力向世界输出这种价值观。当时，相比于苏联及其它共产主义国家过于刻板僵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当然，这并不否认共产主义本身的先进性)，这种价值观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东欧地区众多前华约国家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改弦易帜，一夜之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统计数据看，1990年全球民主政治国家共76个，而到2000年已经增加至120个。6作为除苏联之外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尽管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但早在1978年便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逐步与国际接轨——这同样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其时，美国俨然一副世界盟主、国家楷模的样子。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踌躇满志地宣称，“20世纪的伟大斗争以自由的力量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

然而，自千禧年以降，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扩张进入停滞状态，甚至出现倒退迹象。究其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打着“民主”的幌子、喊着“人权大于主权”的口号，在中亚、东欧、中东地区大力煽动与支持所谓的“颜色革命”，图谋推翻原政权，却置当事国于长期动乱和民不聊生之中。长期以往，广大国家对美国宣扬的所谓“民主”心存芥蒂，谈虎色变，甚至公然起而对抗。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情况变得更为糟糕：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逆经济全球化大势而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推卸大国责任，罔顾人类未来与子孙福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当代美国的“小家子气”，完全失去当年领导世界的宏大气象，而又如何能够得到其它国家的广泛认同和追随呢?即使在北约内部，与美国离心离德的盟友也越来越多。例如，前些天G20汉堡峰会结束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声称，“美国只代表美国，不代表G20。”

美国的全球战略正走在十字路口

长期以来，美国决策层与战略界对“战略”的理解逻辑为：“目标(目的)=方法(概念)+手段(资源)”。简言之，他们认为，一个好的战略必须具备目标、方法、手段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恰如三脚凳的三条腿……如果这三条腿长度不等，那么凳子(即战略)就会失去平衡……不匹配程度越大，风险也就越大。”7照此理解，对当前美国国家大战略而言，一边是特朗普总统“重新让美国伟大起来”的宏图远略，另一边却是充满挑战的严苛的国际环境以及不断缩水的可用资源——这样跛足的美国大战略必然面临很大风险。正如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所警告的，“美国正处于战略破产的边缘……一旦对此置之不顾，美国国运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由于突然陷入某种战略困境而万劫不复。”在此背景下，时下美国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战略抉择。同样，从上述战略逻辑可以直观地发现，摆在美国面前的仅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选项：降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使命(承诺)目标，使其与相对萎缩的军事实力相适应。很显然，假如美国无法维持或兑现现有的全球战略目标(承诺)，那么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适当减少或去除某些目标，进而减少由于空洞的承诺而面临的种种危机或失败的风险。换言之，如果美国决定从目标这一侧努力缩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距，那么就应当考虑将未来若干年内最困难、代价最大的某些使命或承诺打一下折扣。例如，以明确或模糊的方式，减少对东亚或东欧敏感国家或地区(如台湾、波罗的海国家等)的安全承诺——尽管可以继续通过军售等方式间接帮助这些国家(或地区)实现自卫。8

这一选项是有先例可循的。20世纪《尼克斯条令》(Nixon Doctrine)(注：该条令指出，在中东地区，尽管美国仍将致力于保护伙伴国家与准盟友免遭伊朗等邪恶国家发起的常规侵略行为，但仅仅提供军售、情报共享等间接援助。)9的实施以及美国撤离越南战场，相当于美国主动放弃其无法维持的安全承诺，进而形成防御战略态势。另一个重要案例是，19世纪末，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逐渐放弃其不再能够承担的全球性使命(或承诺)。最开始，英国一方面故意拖延美国、日本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进程，另一方面又依靠这些国家维持一个可接受的国际秩序。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伦敦甚至鼓励华盛顿承担许多之前由英国承担的全球责任。10

目前来看，特朗普总统在竞选前后都反复呼吁，“让盟友分担更多的义务”。然而，这与美国减少全球范围内承诺是两码事。特朗普最终想要的依然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霸权，只是在不想过多付出的前提下令各路“诸侯”为其效力而已。事实上，要让美国削减其志在全球的使命或目标并非易事。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说，“一个人(国家)如若丧失他(它)经验中惯于享受的美好东西，就会感到很难过。”换言之，面对这一选项，美国首先难以征服自己的霸权欲，甚至从心底里不乐于这种霸权有丝毫减损。

第二选项：加大国防投入，提升美国军力，恢复与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如要继续维护现有全球大战略，美国就必须加大国防投入，力求使美军能力与其使命任务相适应。如前所述，在过去几年中，由于面临日益复杂的军事挑战，美国的军事能力受到很大削弱。要重建这种强大的军事能力，美国就需要去除《预算控制法案》的“紧箍咒”：不仅要增大资源投入的力度，还要创造长期稳定的预算环境;不仅要增加采办现有能力的数量，还要加大研发、装备未来能力的力度。特别地，要瞄准中、俄等强大潜在敌国以及伊朗、朝鲜等中等潜在对手，打造高端常规军事能力。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创新旨在击败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与其它威胁的作战概念，进一步理顺国防部采办程序，提高五角大楼运用各种手段的效率与效益。

假如美国想恢复到以前那种能“同时打赢两场重大地区冲突”的能力，那么应当采取国防小组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Panel)于2014年提出的建议。该建议对美军兵力规模的最低要求为：常规陆军部队49万人;海军陆战队18.2万人;海军舰船323-346艘(如今只有274艘);尽管对空军规模没有作明确要求，但肯定比奥巴马时代的预算构想要大得多。11更进一步，假如美国考虑到当前全球有3个地区热点有待解决的事实而追求同时打赢“2+或3场大规模冲突”，那么显然需要更大的国防投入。美国传统基金会估计认为，一支旨在打赢“2+场大规模冲突”的军队的构成应包括50个陆军旅战斗队、346艘海军舰船、624艘海军舰载机、1200艘空军战斗机/攻击机、36个海军陆战队营。12此外，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所做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十年后，一支旨在打赢“3场大规模冲突”的军队应当包括陆军常规部队60万人、海军陆战队常规部队超过20万人、海军舰船346艘，空军飞机数量也要大幅增加——以F-22先进战斗机为例，需要从目前的185架增加至十年后的450架。13

很显然，这些雄心勃勃的建议(尤其是关于打赢2+或3场重大地区冲突的建议)需要非常大的国防投入。麦凯恩预算认为，在未来5年内，相比于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大约583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申请，需要大幅增加年度国防预算——到2022年，至少要超过8000亿美元。142015年底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则建议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将需要13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15

可见，这一选项正是当前美国政府精英们最推崇的选项。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广大选民很难同意将本应用于医保、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大量经费预算拨转用作国防经费开支。其次，美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势必会刺激中、俄等大国做出同样的举动，进而引发军备竞赛，最终使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再次，在科技扩散迅速的现代国际社会条件下，美国能否如愿实现“第三次抵消战略”，尚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第三选项：虚张声势，但必须忍受可能出现的高风险。假如美国既不愿意在国防上投入巨大资源，又不想削减其全球战略目标，那么就需要做好接受高风险的准备。近年来，由于使命目标已经超出其能力所及的范围，事实上美国已经滑入这一选项的轨道。可以说，这也是历史上许多外强中干的超级大国在很难抉择的情况下的默认选项，同时也是历史上许多超级大国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这里所说的“高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外强中干的事实被戳穿的风险。一旦美国外强中干的本质被戳穿，也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如保卫波罗的海三国或台湾)在某个时候受到严峻考验而美国又无法兑现，那么美国不仅会在世界上威信扫地，而且其对外威慑能力也将大打折扣。人们不应忘记二战中“新加坡时刻”的教训——当时，世人普遍认为英国是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而新加坡是这个帝国的“东方前哨”，而当凶横的日军击败英国组建的远东舰队并占领新加坡后，英帝国外强中干的本质显露无遗。从此，英帝国江河日下，在世界舞台上说话的分量越来越小。

二是冲突升级至不可控的风险。当然，美国可以通过更具风险的手段追求能力与目标之间平衡。例如，美国可以更加依赖强大的核打击能力、核报复能力和(或)网络攻击能力，保卫其在东亚或东欧的盟友。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可循。20世纪40年代末，当北约成立的时候，杜鲁门政府清楚地知道，如果苏联发起决定性攻击，美国是很难有效保护欧洲国家的。尽管如此，美国依然对欧洲盟国许下安全承诺。美国的如意算盘是：苏联也不想由于对美国盟友的进攻而甘愿冒全球大战之风险——特别是在美国核垄断时期尤为如此。16该方法似乎符合一定的逻辑。当前，在北约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台湾等敏感地区，无论爆发何种形式的武装冲突，一旦美国铁了心深度介入，那么无论对中国还是俄罗斯而言，都会面临极大风险。即使不能够通过直接挫败对方进攻的手段保卫盟友，美国还可以运用核、网络或其它手段使中、俄等国得不偿失。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相比于台湾、克里米亚等被中俄视为核心利益的地区，美国是否真的甘为所谓的“盟友”而引火烧身、火中取栗呢?此外，作为美国的潜在敌国，中、俄两国已拥有可靠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可以对美国施以残酷的核报复。这也是美国所不得不顾虑的。另一方面，正如人们在乌克兰事件中所看到的，中俄等国还可以采用混合战争、代理人战争等方式，在避开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前提下获取其想要的利益。对此，美国似乎也无有效的应对手段。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将遭受巨大冲击

如前所述，如果仅仅将后冷战时代终结看作美国的衰落与不幸，那就大错特错了。“地球村”实在太小，任何地缘政治板块的沉降摩擦，都可能引发“地震”或“海啸”，进而殃及“池鱼”。更何况，在当前及可预见未来，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以2015年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8万亿美元，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多7万亿美元;美国年度国防开支大约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国防开支第二的国家)的3倍。更重要的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久积累起来的军事优势(注：由于美国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这种军事优势甚至可以从美国立国开始算起;相比而言，我军几乎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家的。)并非他国一朝一夕可以赶超的。特别是在航空母舰、大型运输机、网络战、核力量等方面的能力，美国至少超前中国数十年;更遑论美军在现代高技术战争经验、条令、规程等方面隐形却异常重要的雄厚积淀。俄罗斯尽管继承了苏联的衣钵，但受限于国内人口规模、经济状况等因素，在可预见未来也不可能成为与美国全面竞争的对手。正因为看到这一点，美国人警告道，“当前，尽管美国的全球霸权受到很大挑战;但与任何一个地区国家比起来，美国仍然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简言之，后冷战时代结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全球霸权已经终结。而是说，美国的全球霸权由于遭受空前的挑战而发生动摇，并因此将世界从一个相对平静的年代(相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而言)带入一个更为激荡的年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步入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时期。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实力相对衰弱，但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美国仍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全球政策走向关乎未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

(1)如果美国选择收缩战略，势必引发强烈的地缘政治动荡。如果美国选择收缩战略，即降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使命(承诺)目标，很可能带来崩塌性的连锁反应。例如，美国对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安全承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美国对整个北约承诺的一部分。假如美国在爱沙尼亚受到俄罗斯侵略时不愿意拔刀相助，那么怎么能够指望波兰等盟友对美国、北约及其未来抱有信心呢?同样，在亚洲双边盟友体系下，如果华盛顿宣布不愿意保护台湾了，那么马尼拉、首尔或东京的领导人必然会担心：下步他们会不会成为美国抛弃的对象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些盟友势必疏远华盛顿，进而向中、俄等其它大国靠拢。久而久之，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就会成为“孤家寡人”。

当然，美国还可能抱有另外一种期望：将盟友体系内的责任更多地转嫁至其它盟友，以减少美国的负担。这一点从特朗普竞选总统到当选总统直到现在，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如前所述，他曾多次批评北约盟友在分摊军费方面有欠账，要求盟友尽快将军事支出提高到本国GDP的2%以上;同时要求日韩等盟友为驻地美军缴纳更多的“保护费”。这些言论往往不留情面，令美国的许多盟友很不快。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美国的有意“纵容”下，诸如日本之流的好战国家很可能顺水推舟、借船出海，大力发展军力，为日后可能发生的战争做积极准备。特别地，特朗普任前受访时曾称，“美国已经支付不起保护日本这样的国家的成本，日韩两国可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以抵御来自朝鲜的威胁。”——尽管这样的言论曾遭到奥巴马政府的强烈批评，但由此展现出来的政策趋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却不得不令人深思。很显然，如果美国采取“绥靖”政策鼓励日本之类的不良国家发展军力，必然为未来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埋下祸根。

19世纪末、20世纪除，英国之所以能够顺利退出“世界老大”的位置，是由于美国接过管控世界秩序的重任。而如今，美国很难找到合适的代理国。美国的大多数盟友(包括日本、英国与其它欧洲盟友)正面临长期的、更严重的经济和人口挑战。印度、巴西这样的二流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内都很难担当大任。唯有复兴的俄罗斯和中国具有领导世界的气象，但这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是美国所不信任与容忍的。可以预期，无论出于自愿还是情不得已，未来如果美国选择“全身而退”，国际上必然诸侯林立;再考虑各个国家(甚至非国家实体)之间在种族、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势必出现强烈的地缘政治动荡，或许正如中国唐王朝之后五代十国大分裂时代。

(2)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全球霸权战略，势必出现激烈的大国对抗。古往今来，绝大部分霸权国家不会主动选择收缩战略。例如，无论是中国的秦、汉、唐帝国，还是西方的罗马、奥斯曼、法兰西帝国，无不是被新生力量所摧毁或瓦解的。这与人的本性有关，正所谓“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几乎没人(国家)愿意将到手的利益拱手出让。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与日益复杂而严峻的国际挑战比起来，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却在相对衰弱。特别地，中国的经济体量与军事实力增长很快(已经步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一带一路”大战略凝聚国际共识，航空母舰、量子卫星、大型运输机、J-20五代机、深潜器等重大军事技术连续取得突破，同时在中国南海、东海、台湾等问题上据理力争态度坚决;俄罗斯作为复兴的大国，尽管在国内经济、人口规模方面面临很大问题，却在军事上锐意进取、奇招迭出，不仅用混合战争手段吞并克里米亚，而且在叙利亚问题上抢足风头，并在东欧地区与北约形成军事对峙态势。于是，一方面是美国要行使其全球霸权，另一方面是中、俄等地区大国挑战美国的权威，两者产生直接而尖锐的矛盾。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业已存在的大国，而业已存在的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从而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在现代条件下，也许有核国家之间发生高端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与中美等地区大国之间的激烈对抗却在所难免。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大战略的一项基本目标就是，“阻止出现足以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强国。”美国领导的北约不断东扩北进，从根本上讲就是要继续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美国在东亚地区时不时挑唆日韩等地区盟友与中国发生领土纠纷，甚至在中国南海以“维护自由航行权力”为由亲自赤膊上阵，从根本上讲也是为了干扰或羁绊中国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在纯军事上，美国一刻也没有放松针对中俄等地区大国的战争准备工作。例如，近年来，美国国防部倡导的“空海一体战”(后来升级为“全球公域联合介入与机动作战”)就有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制”的明显意图。鉴于中国军队日益增长的战机与导弹攻击能力，美军甚至给中国军队的这种能力取名为“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A2/AD)，并研习大型基地后移、重要基地分解、开发“睡莲”式基地、大范围网络化散布作战等针对性应对方案。

结语

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情况看，很难判断时下美国究竟选择何种战略走向。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策尚不明朗。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已经发生动摇，相对平静的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未来，无论美国采取战略收缩，还是继续推行其全球霸权战略，国际地缘政治都将更加充满凶险。对此，我们既要提前预判，抓住复杂国际形势背后的本质;又要未雨绸缪，做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

1 See Sydney J. Freedberg Jr., “Pentagon Can’t Afford to Field 3rd Offset Tech Under BCA: Frank Kendall,” Breaking Defense, October 31, 2016.

2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nd ERS, “GDP Shares by Country and RegionHistorical.”

3 As part of its 2015 Strategic Defence and Security Review, the United Kingdom did commit to fielding two operational aircraft carriers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Whether those carriers will in fact carry a full complement of planes remains somewhat unclear.

4 On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of Franc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se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7(London: IISS, 1997), pp. 50–55, 69–73; and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5(London: IISS, 2015), pp. 90–100,147–153; see also F. Stephen Larrabee et al.,NATO and the Challenges of Austerit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2012);“Germany’s Disarmed Forces: Ramshackle Military at Odds with Global Aspirations,” Der Spiegel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30, 2014;and Justin Huggler,“German Army Used Broomsticks Instead of Guns During Training,” The Telegraph,February 18, 2015. For a more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diminishing capabilities of U.S. allies, see Hal Brands, Dealing with Allies in Decline:Alliance Management and U.S. Strategy in an era of Global Power Shifts(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2017).

5 Paul Lewis, “Most Americans Think U.S. Should ‘Mind Its Own Business’ Abroad, Survey Finds,” The Guardian, December 3, 2013.

6Freedom in the World 2013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2013), p. 29,available at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IW%202013%20Booklet.pdf.

7 ArthurF. Lykke, “Defining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Review, Vol. 69, No. 5, May 1989, pp. 2-8.

8 Theidea of cutting Taiwan loose has occasionally been floated in recent years. Foran analysis of those proposals, see Nancy Bernkopf Tucker and Bonnie Glas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 Taiwan?” Washington Quarterly 34, no. 3, Fall2011, pp. 23–37.

9 The Nixon Doctrine, issued by the president in 1969, stated that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keep its existing treaty commitments in Asia and defend itsallies against aggression by a nuclear power (e.g., the Soviet Union or China),it would provide only militar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 to allies and partners facing other types of threats, namely insurgencies. For the Nixon Doctrine, see Robert S. Litwak, Détente and the Nixon Doctrin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Pursuit of Stability, 1969–197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0 See Andrew Krepinevich, Simon Chin, and Todd Harrison, Strategy in Austerity(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2); John Gooch, “The Weary Titan: Strategy and Policy in Great Britain, 1890–1918,” in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p. 278–306; and Paul MacDonald and Joseph Parent, “Graceful Decline?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5,no. 4, Spring 2011, pp. 7–44.

11 NDP,Ensuring a Strong U.S. Defense for the Future. Because the NDP called for areturn to the “Gates budget”—the last pre-sequestration budget—while makingclear that even this level of spending might not be sufficient to meet the multiplicity of threats the United States now confronts, it seems likely that follow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anel would produce a force somewhat larger than these numbers indicate.

12 Heritage Foundation, 2016 Index of U.S. Military Strength. Note that, in contrast to theother proposals discussed here, the Heritage proposal avoids discussions oftotal end strength for the Army and Marines, preferring to focus on the number of BCTs. Heritage contends that this is a more useful way of calculating actualcombat power.

13 Marilyn Ware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To Rebuild America’s Military (Washington,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5), especially p. 25.

14 McCain,Restoring American Power, p. 20.

15 Donnelly,“Great Powers Don’t Pivot,” p. 7. See also Marilyn Ware Center, To Rebuild America’s Military, p. 70.

16 See Melvy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and 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87–90.